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年。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已完成了从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主要任务，进入了现代文明全面建成的最后冲刺时期。恰在此时，我国又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正迎来数字时代。这就意味着，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现代文明的任务，而且还将承担起推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生成的使命，从而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文明基础，而且也将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经过百年努力，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华民族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阶段，而且也将为人类社会探索新型现代文明形态构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可谓是：百年政党，其命维新，天行健，更青春。

        一、破茧而出：数字化转型与新型现代文明形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了维系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就需要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结成对其他社会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的生产关系。当社会发展陷入内部矛盾达到不可调和境地，原有发挥着管理职能的公共权力，就开始履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统治职能，由此，就生成了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虚幻共同体——国家。作为人类理性的成果，国家的诞生意味着人类能够用自己的理性来保障社会的发展和秩序的有机统一，由此人类的文明就从具体要素生成阶段向整体形态发展阶段跃升。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包含国家和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就意味着，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生产力是最具活跃的因素，起到了根本性决定作用。生产力发展将推动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将对生产力发展起到了推动或阻碍的作用。人类文明就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之下，并在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互动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着。

        生产力对文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科学技术又是第一生产力，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进步都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随着工业技术革命出现，人类生产力发展也发生了一次爆炸性跃升，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并开启了以资本为中心、以工业技术为手段的传统现代文明形态。随着现代文明形态出现，人类不仅创造了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推动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生存形态的发展和变化，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具体内容和相应形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20世纪中后期开始发生信息技术革命，从而预示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将进入到一个巨大跃升的阶段。在互联网运用和普及的推动之下，人类进入到了互联网时代，不仅使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而且也开始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生存形态，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开始随之发生变化。技术革命逻辑的演绎，使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和进步，数字技术对生产力以及人类文明各领域影响也不断得到扩大和深化，从而推动着数字技术所产生的影响，经过量变的积累，开始向质变的飞跃。在全球暴发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这一质变的过程，加速了数字时代的到来。

        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和工具手段上，希望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来克服疫情带来人们在物理空间上交往不便的困境，不仅使数字技术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成为了刚需。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各个国家应对疫情过程中的价值追求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进行了大考，让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成为了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所在，而使那些以资本为中心的国家陷入了疫情沼泽。这就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在工具层面上，加快了数字时代的到来，而且也在价值层面上，要求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从而客观上为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的工具基础和价值诉求规定了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基于数字技术革命而生成的新型现代文明形态，将以数字技术为工具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诉求。

        二、百年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发展

        中华民族是人类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直至现在为止，从未中断过自身文明发展的唯一文明体。在古代和古典时期，中国人民创造了非凡的文明成就，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意味着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浪潮开始对中国产生冲击，导致了古典文明的崩溃，使中华民族走向衰落。通过建设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历史选择，在用革命方式推翻封建王朝之后，中华民族选择了以政党力量领导人民，驾驭军队，建立国家，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现代文明建构路径，并最终由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担。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诞生之后，就自觉地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为初心和使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开启了以社会主义方式建立现代化的道路，从而使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追求，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予以支持。

        为了克服现代化建设对资源基础和组织基础的要求与建国之初中国社会的“一穷二白”和“一盘散沙”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国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积极依靠人民，在较短时间内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任务。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并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随后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上，分别提出了“依法治国”、“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建设”，推动了现代国家、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从而标志着作为现代文明主体要素的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全面生成，同时作为现代文明内容要素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得到了全面发展。

        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从具体要素生成阶段向整体形态发展阶段的跃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通过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十八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分别从制度和组织两个维度推进文明形态定型。与此同时，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了社会主要矛盾，为此，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经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得以确立，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度和体系支持。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在2020年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并通过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从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全面建成的冲刺时期。

        三、其命维新：中国共产党与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生成

        现代文明，最早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以出现的，是以资本为中心和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因此，在历史上，就存在着以下两个争论：一是人类现代文明是否终止于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阶段？二是建设现代文明是否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现代文明虽然开始于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并不终止于资本主义阶段，另外，建设现代文明也并非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时代，历史还将告诉我们，现代文明的发展将不仅仅以工业技术为基础，而数字技术将成为其中引领性乃至关键性的基础。而同时，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诉求将得到扬弃，以人民为中心将得到重视，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国际比较中，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检验。历史逻辑的演绎终究需要历史实践来呈现，文明逻辑的发展终究需要文明主体来承载。上述历史逻辑和文明逻辑的演绎和发展，正在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得以体现，得以创造，得以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来说，首先是为了推动中华文明从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典文明向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转型，工业化成为其首先需要完成的目标。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就标志着这一转型和赶超任务的基本完成。同时，我们在这一转型和赶超的过程中，选择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方式来建设现代化，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这就使我们走出了一条与传统资本主义方式建设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从而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扬弃了以资本为中心。同时，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并非终止于资本主义阶段，从而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能够吸收资本主义对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成果，而且还能够超越其不足，并为推动现代文明形态发展创设了空间和前景。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人民性和超越性，所以，一旦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进步，需要在价值诉求、制度体系和发展空间上予以配合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适应性就得以显现。当前数字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正从量变向质变跃升，人类社会正在全面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时代的到来，内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诉求和制度安排，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事件，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新型现代文明形态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理念。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在价值理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成为中国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性成果的根本性原因，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价值理念及其制度化和组织化成果，与新型现代文明形态发展要求和内在规定相一致。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战略成果并转入疫情防空转入常态化之际，由上海市率先提出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和革命性重塑，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拉开了数字化转型的大幕，中国由此开启了全面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发展的新征程，并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

        这就意味着，在基本完成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赶超任务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现代文明形态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于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就是要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与数字化转型发展实现有机统一，从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数字时代能够得以有效发展。这将不仅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关系到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的生成和发展，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意义。

作者：郑长忠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